“税”

他们颁布了一个新规定。年薪超过12万的人，需要主动报税。按他们的规定，如果你报税，没有任何好处（诚实是不受奖励的），如果你不报，要罚款。我先不谈这样一个“规定”是如何“横空出世”的，这样横空出世的法律法规规定意见，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每天都出台数个。没有人知道这些新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对那些诚实劳动的人的生活，则没有好处，甚至正好给诚实劳动的人们制造麻烦。人们只看到这些规定所制造的麻烦，而没有人知道这些规定的受益人是谁？？？？

我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北京地税的一个局长（中共党员，当然）在电视节目上解释这个新规定的时候，他在摄像机面前坐了一个小时（实际拍摄的时间可能更长），以不停说话的方式达到了没有说话的修辞效果。在他对此新规定进行了一番解释之后，没有人明白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规定。当然，所有观看此节目的人都得到了一个信息，你除了依“法”缴税之外，还要按照新规定，每年在缴税之后进行申报，告诉税务局，你已经纳税了。没有人知道明天会不会再颁布一个新规定，在你告知税务局你已经纳税之后，要向税务局申报你已经向税务局申报你已经申报了你已经纳税。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颁布另一个新规定，你需要在向税务局申报了你已经向税务局申报了你的税务情况之后，要向税务局申报你已经向税务局申报了你已经向税务局申报了你已经申报了你已经纳税的情况。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出现一条新规定，你要向税务局……

有没有人对今天红色中国的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有意见？如果有意见，纳税的人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没有人知道，正是你所纳的税，在养活那些向你征收品种繁多花样翻新的税费的人？是你的诚实劳动的所得，在养活那些制定这些新规定的人？
我们来引用一个概念：消费者。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食物的制造者，同时是消费者。人民是衣服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人民是雇佣政府的人。人民是政府的消费者。但是人民并不是政府的制造者。人民养活一些人，他们组成政府，并享有人民所不享有的特权。

我再引用一个概念：管家。
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不从事物质材料的生产和流通，他们活着和工作的唯一合理任务是通过行使有限权利，管理物质材料的生产和流通。他们赖以吃饭的唯一合法活动，是帮助社会中那些通过诚实劳动为社会提供货真价实的“价值”的人更安全地更方便地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价值。他们是管家，如果没有能力让主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就已经应该被开除了，更不要说每天制造新的麻烦。

真的有人会心甘情愿高薪聘请一个吃里爬外，监守自盗的管家么？你们见过管家吃肉，主人吃土豆儿么？你们见过，主人每年收入12万（很少），给管家两万，养活管家和他老婆孩子，可能还有情妇姘头，还可能有三亲六故，他的老战友老部下，老同党。然后，你还必须填写一个你的管家要求你填写表格，以证明自己确实已经把这两万块钱给了你的管家，如果你不填，你就要给管家更多的钱？管家要对主人进行罚款。

在对他们这样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之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想在中国过上至少衣食无忧的生活，劳动是根本不必的，你必须进入特权阶层，必须加入中共，必须贪污，必须不诚实，必须贿赂。因为，新中国的法律，是不保护诚实劳动者的。无论你以任何方式“诚实劳动”，你的境遇都会非常糟糕。原因是，所有的法律和“规定”，都是针对诚实劳动者的，所有的法律的制定，都是把诚实劳动者设定为潜在罪犯来考虑的，把良民设定为潜在的反政府的罪犯。把所有的自然人设定为潜在的反共义士。把依法纳税的人设定为潜在的偷税漏税的罪犯。

温家宝前几天面对中外记者，伸出右手，重申了“公仆”的概念。可是，新的专门给那些诚实劳动的主人制造麻烦的规定依然层出不穷。

我和一个朋友谈到这个新的税收“规定”的时候，他说：“国外也是这样，都应该自己申报收入和纳税”。我问他，“今天，你们什么事情都说‘国外’，和‘国际’接轨。有没有另一个国家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无论如何要‘坚持由一个政党领导’？什么样的‘国外’在宪法中规定，只能，不管怎么着，永远，无论如何只能由一个党派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进行统治？”。我接着说“在这样一个国家，你想和哪个‘国外’接轨？是和日本接轨还是和印度尼西亚接轨？和美国还是和危地马拉？和德国还是和前南斯拉夫？和北朝鲜还是和南朝鲜？和布基纳法索还是和荷兰？和索马里还是和乍得？和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还是和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和秦始皇还是和孟姜女？和鲁迅还是和阎锡山？和印度的贵族还是和印度的贱民？和猴子还是和苍蝇？轨很多，你们说的国外是哪个国外？接的是哪条轨？”

为什么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这些中国人觉得毛泽东是一个比他们更牛逼的男性湖南地主儿子，不是因为他当上了皇上，而是因为在他的治下，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规定：一百块钱一年的规定。贪污一百，在监狱里住一年。贪污两千块钱的人，拉出去毙了。而今天的毛泽东的不孝徒孙，除了坚持了毛泽东身上的一般地主素质中的愚昧和贪婪之外，其他任何附带的点滴好处也没有继承。以前的中共是一个对自身有要求的政党，而今天，他们对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要求。以前，他们要求自己的党员至少是一个“正直的人”，现在他们要求（如果有的话）是要求他们自己的党员“不要太不象话”。然而，可怕的并不是他们无力自我要求，可怕的是，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有任何当事人有权利去要求他们。可怕的是，在今天，这不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被写进《宪法》的规定 。中国人被剥夺的是“改变现实的权利”，和“改变现实的能力”。中国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当事人，被取消了当事人的资格。

“老刘音乐沙龙”筹备中

近期开始安排内部活动，请朋友们留意我的通知。我勃客右上角有关于俱乐部活动的专区。

台球热

前两天和我的朋友约好去打台球（有人称之为“撞蛋”）。先去了我们常去的一个台球厅，里面有一个vip房间，啤酒也便宜，但是已经有人占上了。不但vip房间里有人，所有的案子也都有人。于是跑到旁边不远的另一个台球厅，全满。我们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于是就在附近转悠，转悠到一个我们也曾经去过的台球厅，还是全满。几乎绝望了。但我们很坚韧，继续转悠。终于看到第四个地点，才找到一张空着的台球案子。

这张案子虽然破，发球点的台布已经磨破了，但我们兴味盎然地玩儿了好几个钟头。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台球厅停电了，于是我们只要打开手机照明。趁着漆黑，我好像是把台面上最后一个球打进了洞，不知道是黑的还是白的，总之大家同意我赢了。

最近的台球热确实够热的。估计台球厅的老板们做梦也想不到能有这么一天。

我和弟兄们打球，每盘5个小毛主席。每次都几乎是五个小毛主席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然后再转移，转几圈之后回到第一个人手里。哈哈，说明大家水平接近，臭味相投。据我观察，台球厅里绝大多数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臭球篓子，瘾还都特大。

有空一起玩儿。看谁弄进洞里的球更多。

刁民&讼棍（续）

话说独臂半老公民振振有词地挑唆水果摊小业主的人权意识，同时用眼睛偷看正在离开的剧组。
他的脸上洋溢着微笑。前提是，他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或者坏的影响。那么他做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理论上来说，任何人的任何动作，都会或多或少地给周遭环境带来哪怕微小但却是存在的影响。那么他做的事情哪儿去了呢？

剧组按计划拍摄然后走人，并没有受到独臂半老公民行为的干扰。独臂的内心世界是不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维护正义”的行为得到什么收获呢？如果没有效果的行为能够使他得到自我安慰，或者新鲜刺激，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不容易理解。

他或许像儿童一样，可以通过假装盖房子、假装做饭、假装生孩子等等得到快乐。孩子们的游戏结束之后，家长会把他们弄乱的东西收拾成原来的样子，把玩具放回盒子里，把那些泥巴和沙子打扫干净，给他们换洗弄脏的衣服。也就是说，孩子们的游戏是有影响的，会增加家长或者保姆们的劳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独臂的行为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他让制片主任说了很多本来不用说的话。然而这些话，并不能让独臂感到安慰，因为独臂的目的不是听制片主任告诉他，“你管也管不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这样的事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奔向另一个拍摄地点的路上，独臂成为了一个话题。剧组里的每个人都讨厌他。当然会用比我的“独臂半老公民”更简短的两个字的称谓称呼他。他虽然听不到这些，但是，如果他的想象力不是储存在那条不知去向的胳膊里，他便应该可以想象到。每当黑夜降临，独臂正打算用那条早已离他而去的胳膊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候，才真地发现，那条胳膊已经没有了。除了这个时候，那条胳膊在依然连接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也很少有用，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只有在这个时候，独臂才确切地感到失落，失去了右臂的不方便和失落。他需要用那只他不习惯的手来替换不知去向的手。

他丢失的是一条拿过筷子的胳膊，一条拿过铅笔的胳膊，一条举过红宝书的胳膊，一条振臂高呼过的胳膊，一条帮他自己达到过性高潮的胳膊，一条擦过屁股的胳膊，一条在挨揍的时候帮他自己抵挡过拳头的胳膊……那是一条多么有用的胳膊呀！

现在，那条胳膊已经不知去向了。幸存的那条胳膊，要多多努力才能保证他基本无碍地活着。他的左胳膊不但要负责以前两条胳膊一起完成的工作，还要替不翼而飞的右臂的伤口换药、挠痒痒。在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左手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右手。按照目前人们对大脑的了解，这意味着右脑比以往更多地得到锻炼，而左脑开始停滞不前。右脑按说是比较有创造力的一个脑区。这带来了一个问题。

如果独臂公民的右脑和其他公民一样，负责“创造”，而创造所必需的周边能力他却没有在失去胳膊之前就逐渐积累起来，那他的“创造力”就会变成一种负数的，消极的行为驱动力。

先让独臂继续用他不习惯使用的胳膊和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去吧。

我去找下一个刁民或者讼棍。

刁民&讼棍

前些日子去看一个朋友的朋友和她的丈夫以及一应人等拍一个小规模电影。其中一个场景需要在一个破旧的公用电话亭拍摄。于是制片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从一条繁忙的大马路拐弯儿，进入一条整洁的街道，从整洁的街道拐弯儿进入一个破旧的小路，周围是破旧的楼房，住着下岗的或者依然在岗的工人、车间副主任、副技术员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
在这些破旧的，前来观看奥运会的外国人基本上不会看到的楼房下面，有一个破旧的算不上人类居住的房子的房子，被一个外来务工者用来开设公用电话这样一项为人民服务的业务，而且规模不小，有四部电话之巨。此外来务工者被周围其他务工者称为“拉登”。制片和他经过秘密磋商，此小业主同意剧组在此拍摄一小段时间，按小时计算。由于摄制组的到来，很多人围观是人之常情。

拍摄基本有序地进行期间，有一个身穿仿警服55岁左右男性中国公民（民族籍贯不详）来到现场。向“剧组”发问“你们哪儿的呀？”他的问话没有具体对象，因为他不知道谁是负责人，所以他在吐每个字的时候，眼睛都看向一个他认为是剧组成员的不同人。因此他没有得到回答，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问谁，而大家也确实在忙着。

他继续问“让你们在这儿拍了么？”。这时候正在拍摄中间，而制片同志也碰巧赶上了他询问吐字的其中一个眼神，于是回答了他的问题，并非常职业地请求他象其他旁观的“群众”（之所以加引号，因为我不能确定旁观者的“政治面目”，到底有几个“群众”几个“团员”“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其他党派成员”等）一样，不要出声儿，因为拍摄正在进行，并且现场正在录音。 阅读全文

阿凡提

我们的“道德”观念确实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比夷族更文明一些，比如，老祖宗要求我们“孝顺”，对“上面”的人，诸如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乃至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要保持忠实，这种忠实往往在实际操作中被定义为无条件的忠实。

即，即便“上面”的这些人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荒唐的地方，肮脏的地方，罪恶的地方，“下面”的这些人也要对他们保持某种程度的（往往是很大程度的）尊敬。更不用说“三纲五常”那些类似狗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教条了。

故事中的阿凡提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所以，实际上，如果把他放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他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以诈骗罪或者颠覆罪的名义住进牢房。阿凡提的故事和很多民间故事一样，包含着人类的天真。

称得上是艺术作品的作品，都具备这个核心特质：天真。作品中的一切可以是绝对的。

或许每个“上面”的人，都是觉悟很低的人，社会阶梯越往高处走，觉悟越低。因为高处的数字比较大，越来越大，数字越大，人数越少，这些少数人就越容易对世界对生活对周围的人们害怕起来。害怕，于是定出许多规矩以求自保。

阿凡提这类人是用生活的逻辑讥讽统治逻辑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骑着驴的维族人用生活常识来对抗那些巴依老爷们所制定的规矩，以及这些规矩经过integrate之后所define的道德。

当然，对抗这些“道德”的，并非阿凡提本人，而是创作了他的人。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一句话来说，就是用人类天性中固有的天真来对抗人类天性中固有的恐惧。